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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害怕出错？
2011-05-28 0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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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人特别害怕出错的事情，我记得英国哲学家卡尔.波普尔的著作《猜想与反驳——科学知识的增长》一书翻译成中文版时，波普尔有一个自序说到中国人特别害怕犯错的现象。他表示很不理解。因为，如果要真正追求知识，探求真理，那么，犯错是必要的阶段。没有谁的认识能够绕过错误。因为波普尔认为，所谓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，也就是试错法。作为人，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式的认识方式。因此，每一种权威的科学理论与真知灼见，最终都是要被证伪，最后被新的有更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所取代。这个过程就是，P1->TS->EE->P2，对于问题1，人们提出假说尝试解决（tentative solution）它。然后通过证伪来消除错误（error elimination），进而产生新的问题2。随着问题的深入，对问题作尝试解决的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越来越高。科学知识的积累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，而更应该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。波普尔的认识论帮助人类消除了权威永久霸占垄断地位，从而让一切思想观点都要站在开放的时代，随时接受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挑战。这既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式与认识方式，也是科学知识的增长方式。这样的认识方式与唯物辩证法的那种全知全能，解释一切的方式大不相同，也与中庸之道不相同。这种方式承认人人可能会有错，所谓权威都只是暂时的，没有人能够在知识领域，在思想领域，成为万世师表，成为一统江山式的人物。
因此，我带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去试探一个个儒家学者：你对卡尔.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与试错法怎样看?我一个一个去征求儒家学者的看法,而且尽量找那些大牌的儒家学者,结果得到的答案主要是两个:一是,不知道有这个人,没有听说过.二是,知道他,但是,他的证伪论很浅薄,没有什么意义。前者不足论,因为人家不了解,世界上思想家那么多,不知道有一个波普尔也是正常的。问题是第二种。就是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判断。这个情况正符合我心中预期的答案。因为，儒家学者，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非常浓厚，不可能会喜欢那个试错法与证伪论的。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完全扼杀了世界上存在圣人的可能性。与儒家学者讨论学术问题不但费劲，而且有时根本就无法勾通。因为一个要在在事实与逻辑的前提下，平等、自由、开放中探讨学术思想问题，而一个是代圣人直接来宣示真理的。这怎么可能讨论到一块？
思想实验做完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害怕错误？孩子就不用说了，即使成年人也是害怕错。小学生写错一个字，罚抄一百遍。数学算错一个题目，罚做二百道题。成年人更是害怕错。其实学习上的错误是难免的。没有错误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学习。西方教育界甚至干脆把教室定义为：创造出来，专门让孩子犯错误的地方。人从来不能够从做对的事情中学习到新的东西，只有从做错的事情中才能够学到。因此，在美国的学校，宽容错误，特别是孩子的错误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。如果学生不肯犯学习上的错误，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来犯，犯错误越早，学习就进入越早。否则就完全游离在真正的学习之外。美国著名教育改革专家雷夫.艾斯奎斯作为一个资深小学教师，他确实创造了56号教室的奇迹，其实，这只是一间狭小简陋的普通教室，但是由于他卓越的教育思想与对人和知识以及学习概念的深刻把握，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。他在《第56号教室的奇迹》一书中用专门一章论述错误与失败对于真正学习的意义。有一次他请了一个医学博士来听他讲自然课，他自以为讲得很好，却没有想到他得到医学博士这样的评价：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自然课更糟糕的课了。他感到很奇怪，因为他自认为讲得精彩。因此，就进一步征求意见。医学博士说，很显然，你的课将会使你的学生不再喜欢自然科学工作，二十多年过去之后果然这个班没有一个学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。医学博士解释说，真正的引导学生进入自然科学的课，一定是要放下书本，拿起实验器材。他们必须学习观察、实验、记录、分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必须失败，并从失败中学习。要将学生引导到实验室，野地，直接面对大自然。然后让学生触摸，让学生自己动手做。在试错的过程中，去摸索，去培养兴趣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失败是好事，没有失败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学习，也难以体验到学习的乐趣。有一次雷夫在给学生上火箭模式制造课。结果前来听课的老师发现，他的许多学生都将火箭模型做错了，然而雷夫老师坚决拒绝听课老师的更正。而要留给学生自己去发现错误，去更正错误。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。事后雷夫是这样说的：切记，“失败”是由身为教师的我们认定的。在第56号教室，飞不起来的火箭不是失败，只有当学生停止解决问题的尝试时才算失败。学生学习上的失败与教育上的失败是两回事。学生做错了，这是学习上的暂时失败，可是如果学生愿意继续探索，寻找到原因，那么，这在教育上没有失败，相反正是教育的成功。许多人将学生犯错看成是了不得的事情，其实学生犯错正是良好学习的开端。
中国的学校似乎始终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犯错。中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，主动性差，勇气不足，探索能力与欲望都不强。害怕错误。实验不会做，外语不敢开口，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质疑的精神。社会实践害怕出错。相反，权威崇拜情结非常浓厚。像武汉五道杜少年黄艺博同学，在读到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”时死也不肯读下去，因为，他认为这是在亵渎师长。正因为这样的品性，所以，他才得以成为那样的政治少年。总之，中国的学生大多就是温室里泡大的。
中国的教育后面，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化。中国的文化深受儒家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影响，而圣人是不会有错的。作为中国人几乎人人骨子里都有一幅圣人王情结。因此，探索与试错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是行不通的。因为既然“天若不生仲尼，则万古如长夜”，而现在天竟然既生了仲尼，天下自然则万古长明了。在这种文化里，圣人王的出现，就是“天赋圣权”的结果。其他凡夫俗子，则只有服从的份。圣人是直接宣告真理的。那么圣人之言自然也是不允许质疑的。世世代代，通过科举考试，选拔做官的方式，不断强调这种不会错，更不容挑战与质疑的圣人之言。西方的《圣经》，即使是在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，在教堂讲经布道时，还要通过制度特设一个思想深邃，思维敏捷，并且能言善辩的教士来充当魔鬼辩护士，以便让人把信仰建立在坚实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。可是，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，没有人可以质疑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。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少有批判性思维，缺乏创造能力与发现意识。培养的只有循规蹈矩，权威崇拜，迷信盛行的民族性格。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，拿得出手的发明创造，只有区区“四大发明”，而且这些发明还是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、“旁门左道”，而不能够登大雅之堂。他们不是中国正统读书人的产物，相反，他们只能够算中国传统文化的漏网之鱼。可惜，漏网之鱼实在太少了。
中国“文革”时，没有写过检讨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了。因为他那“四个伟大人物”：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舵手，伟大的统帅。他是不会有错的，认为他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。那时如果谁敢说他也有错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杀头，立即会被判为“反革命罪”。毛是反孔的中国第二人。然而，在他们都不会错方面，他们所享受的待遇是何等的相似啊。谁说“文革”是反传统的？我看其实是最传统的，也是最黑暗的传统。中国数千年的文字狱与思想罪，绵延不绝，难道这会是偶然的吗？
一个害怕犯错的民族，所犯的错常常会演变成罪恶滔天的罪。因为总也不肯作尝试，总也不肯去试试小错，所以错起来就非常离谱，而且无法无天，无法更正。这点倒是很象自然界的雷电现象。小电不放，积聚起来就是震天动地的大雷电。因此，中国人现在变成了主要两个特征：一是害怕犯小错，而终于积成大错。二是，犯大错，仍然不肯承认，更不肯更正。犯错其实不算什么，世界还找不到一个不犯错的人与民族，但是令人恐怖的却是错得离谱，错成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了，仍然没有人敢站出来指正错误，而且要将指出错误的人关押起来，甚至杀掉。这才是无可救药的。
因此，我带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去试探一个个儒家学者：你对卡尔.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与试错法怎样看?我一个一个去征求儒家学者的看法,而且尽量找那些大牌的儒家学者,结果得到的答案主要是两个:一是,不知道有这个人,没有听说过.二是,知道他,但是,他的证伪论很浅薄,没有什么意义。前者不足论,因为人家不了解,世界上思想家那么多,不知道有一个波普尔也是正常的。问题是第二种。就是在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判断。这个情况正符合我心中预期的答案。因为，儒家学者，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非常浓厚，不可能会喜欢那个试错法与证伪论的。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完全扼杀了世界上存在圣人的可能性。与儒家学者讨论学术问题不但费劲，而且有时根本就无法勾通。因为一个要在在事实与逻辑的前提下，平等、自由、开放中探讨学术思想问题，而一个是代圣人直接来宣示真理的。这怎么可能讨论到一块？
思想实验做完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害怕错误？孩子就不用说了，即使成年人也是害怕错。小学生写错一个字，罚抄一百遍。数学算错一个题目，罚做二百道题。成年人更是害怕错。其实学习上的错误是难免的。没有错误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学习。西方教育界甚至干脆把教室定义为：创造出来，专门让孩子犯错误的地方。人从来不能够从做对的事情中学习到新的东西，只有从做错的事情中才能够学到。因此，在美国的学校，宽容错误，特别是孩子的错误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。如果学生不肯犯学习上的错误，还要创造条件让他们来犯，犯错误越早，学习就进入越早。否则就完全游离在真正的学习之外。美国著名教育改革专家雷夫.艾斯奎斯作为一个资深小学教师，他确实创造了56号教室的奇迹，其实，这只是一间狭小简陋的普通教室，但是由于他卓越的教育思想与对人和知识以及学习概念的深刻把握，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。他在《第56号教室的奇迹》一书中用专门一章论述错误与失败对于真正学习的意义。有一次他请了一个医学博士来听他讲自然课，他自以为讲得很好，却没有想到他得到医学博士这样的评价：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自然课更糟糕的课了。他感到很奇怪，因为他自认为讲得精彩。因此，就进一步征求意见。医学博士说，很显然，你的课将会使你的学生不再喜欢自然科学工作，二十多年过去之后果然这个班没有一个学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。医学博士解释说，真正的引导学生进入自然科学的课，一定是要放下书本，拿起实验器材。他们必须学习观察、实验、记录、分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必须失败，并从失败中学习。要将学生引导到实验室，野地，直接面对大自然。然后让学生触摸，让学生自己动手做。在试错的过程中，去摸索，去培养兴趣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失败是好事，没有失败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学习，也难以体验到学习的乐趣。有一次雷夫在给学生上火箭模式制造课。结果前来听课的老师发现，他的许多学生都将火箭模型做错了，然而雷夫老师坚决拒绝听课老师的更正。而要留给学生自己去发现错误，去更正错误。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。事后雷夫是这样说的：切记，“失败”是由身为教师的我们认定的。在第56号教室，飞不起来的火箭不是失败，只有当学生停止解决问题的尝试时才算失败。学生学习上的失败与教育上的失败是两回事。学生做错了，这是学习上的暂时失败，可是如果学生愿意继续探索，寻找到原因，那么，这在教育上没有失败，相反正是教育的成功。许多人将学生犯错看成是了不得的事情，其实学生犯错正是良好学习的开端。
中国的学校似乎始终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避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犯错。中国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，主动性差，勇气不足，探索能力与欲望都不强。害怕错误。实验不会做，外语不敢开口，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质疑的精神。社会实践害怕出错。相反，权威崇拜情结非常浓厚。像武汉五道杜少年黄艺博同学，在读到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，教不严，师之惰”时死也不肯读下去，因为，他认为这是在亵渎师长。正因为这样的品性，所以，他才得以成为那样的政治少年。总之，中国的学生大多就是温室里泡大的。
中国的教育后面，其实就是中国的文化。中国的文化深受儒家圣人王与帝王师情结影响，而圣人是不会有错的。作为中国人几乎人人骨子里都有一幅圣人王情结。因此，探索与试错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是行不通的。因为既然“天若不生仲尼，则万古如长夜”，而现在天竟然既生了仲尼，天下自然则万古长明了。在这种文化里，圣人王的出现，就是“天赋圣权”的结果。其他凡夫俗子，则只有服从的份。圣人是直接宣告真理的。那么圣人之言自然也是不允许质疑的。世世代代，通过科举考试，选拔做官的方式，不断强调这种不会错，更不容挑战与质疑的圣人之言。西方的《圣经》，即使是在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时，在教堂讲经布道时，还要通过制度特设一个思想深邃，思维敏捷，并且能言善辩的教士来充当魔鬼辩护士，以便让人把信仰建立在坚实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。可是，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，没有人可以质疑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。这也养成了中国人少有批判性思维，缺乏创造能力与发现意识。培养的只有循规蹈矩，权威崇拜，迷信盛行的民族性格。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，拿得出手的发明创造，只有区区“四大发明”，而且这些发明还是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、“旁门左道”，而不能够登大雅之堂。他们不是中国正统读书人的产物，相反，他们只能够算中国传统文化的漏网之鱼。可惜，漏网之鱼实在太少了。
中国“文革”时，没有写过检讨的人大概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了。因为他那“四个伟大人物”：伟大的导师，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舵手，伟大的统帅。他是不会有错的，认为他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。那时如果谁敢说他也有错，轻则坐牢，重则杀头，立即会被判为“反革命罪”。毛是反孔的中国第二人。然而，在他们都不会错方面，他们所享受的待遇是何等的相似啊。谁说“文革”是反传统的？我看其实是最传统的，也是最黑暗的传统。中国数千年的文字狱与思想罪，绵延不绝，难道这会是偶然的吗？
一个害怕犯错的民族，所犯的错常常会演变成罪恶滔天的罪。因为总也不肯作尝试，总也不肯去试试小错，所以错起来就非常离谱，而且无法无天，无法更正。这点倒是很象自然界的雷电现象。小电不放，积聚起来就是震天动地的大雷电。因此，中国人现在变成了主要两个特征：一是害怕犯小错，而终于积成大错。二是，犯大错，仍然不肯承认，更不肯更正。犯错其实不算什么，世界还找不到一个不犯错的人与民族，但是令人恐怖的却是错得离谱，错成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了，仍然没有人敢站出来指正错误，而且要将指出错误的人关押起来，甚至杀掉。这才是无可救药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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